《神將》第七期 - 一体、私の誕生日はいつなの？
霞海城隍老爺聖誕到底是什麼時候？現今通傳的是農曆五月十四，但這次我們來聊看看別的可能性。除了翻出農曆國曆對照表來對日子，我們這次特別請双連社榮譽社長出來聊聊。把時間線拉回當年日軍進城的那一刻，重新用別的視角看這段「迎城隍」的故事——這種版本，你在一般文獻裡絕對讀不到。
訪談對象／吳宗信（榮譽社長）
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許多地方性的大拜拜（如艋舺青山王祭、大龍峒保安宮祭典、新莊大拜拜等），其萬人空巷的遶境大典，往往並非舉辦在神明的聖誕當日。以新莊大拜拜為例，文武大眾爺的聖誕千秋雖為農曆五月初二，但地方上最盛大的「正日」遶境卻是在五月初一，甚至在更前一日便已展開暗訪。這種祭典期程的安排，通常是以神明聖誕前的「前夕」或「暗訪、正日」為核心，形成一場跨越數日、由地方社群共同參與的年度宗教盛事。
每到農曆五月十三，台北迎城隍「人看人」的熱鬧場面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多人不知道，這場萬人空巷的盛況背後，其實藏著一段因為歷史和政權更迭，導致民眾時間感錯置的祕密。
双連社榮譽社長就曾用其他大廟來做比喻——每尊神明的生日跟正日都有它不容出錯的脈絡。但大稻埕城隍祭典最鐵證如山的核心，其實是廟方至今仍恪守在「五月初六」做三獻禮1、擺宴席、選頭家爐主過爐。
那為什麼現在民眾反而在拜五月十三？如果翻開《台北市大事年表》，去核對當年日軍登陸基隆、一路推進台北城的歷史時間，推算起來就是國曆六月初四晚上，而當年是閏五月，所以換算成農曆會是當年第一個五月的十三號2。日本人進城後，不准民間發迎神賽會的宣傳單、符令、不准聚眾迎神，先民為了應變，才借用了「日軍入城紀念日」的名義來迎神。廟方明明是在初六做三獻禮，但民眾卻是拜五月十三，這個對不起來的時間差，其實承載了當年台北人血流成河的歷史痛點。
這場由地方軒社、各方資金，甚至是像蔡金塗這類老前輩熱心支持的百年賽會，一路走來經歷了太多風雨。從早年祭典委員會解散、陳文文接手、到軒社之間的協調，每一步都不容易。這幾年，這項無形文化資產因為種種原因差點面臨被吊銷資格的危機3，但明明都是軒社在付出，卻沒被納入。幸好從今年開始，文化局介入主導，這幾年有迎的軒社開始拿到補助，也有機會陸續被納入無形文化資產裡。
在吳宗信老社長的口述裡，對於城隍爺的聖誕以及熱鬧是一直堅信為五月初五正日遶境而五月初六是聖誕當日。筆者也就老社長所保留的《台北市大事年表》與當年農曆的日期相互對照，試圖釐清老社長口中的說法與現行主流認知的差異。其中確實可看出幾項不同或說是疑點。
首先是台北開城迎日軍的日期應為六月七日，在推進上來看，日軍先鋒部隊於六月三日攻佔基隆，並在六月四日攻陷獅球嶺砲台，取得進入台北盆地的戰略門戶，同日台北城內粵勇4焚毀撫署叛變。接著在六月六日台北市紳們赴基隆引領日軍進入臺北城以恢復城內秩序，所以入城時間應為國曆的六月六日。
其二為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於六月二日在日艦橫濱號在海上與清廷代表李經方完成臺灣交接，並在六月十四日自基隆乘火車入台北大稻埕，六月十七日於台北城內原「臺灣布政使司衙門」的總督府舉行臺灣「始政式」，因此若為始政紀念日也應為國曆的六月十七日。以上資料可由當年日本官方記載之松本正純的《近衛師團臺灣征討史》5與清末官員兼學者俞明震所撰寫的《臺灣八日記》6以及《英國淡水領事報告》7等多方史料得知詳細的時間線。
問題在於為何在榮譽社長的認知會覺得城隍爺生日是迎農曆五月初五且有理有據呢？根據筆者翻拍掃描的《台北市大事年表》所記載（下圖），文件中確實記錄了國曆六月初四日軍攻佔獅球嶺砲台，並於後段文字接續「李文魁潰退臺北，迫唐景崧出戰，景崧由後門逃出，搭洋輪遁廈門。」「台北無主，大亂，辜顯榮等引日軍進侵台北，有婦人陳法啓城門使入，臺北城遂陷。」而在下一條的記事就直接跳到「樺山以善後局址為台灣總督府，六月十七日舉行所謂『始政』典禮。」文件中從國曆六月初四至國曆六月十七日的詳細時間並無進一步的說明。也就是說在《台北市大事年表》的單一條目裡並不會詳細記載到每一天之發生過程，會將幾天內發生的事物綜合成一個「時間段」一同書寫紀錄。
當年國曆六月初四其實為農曆五月十二，因此這裡又有第二個疑點，當日就算真的是日軍進城時間也與農曆五月十三迎城隍的時間無法吻合，對此榮譽社長說明，進城時間為晚上十一點以後，當時已經是子時（晚上十一點至凌晨一點）所以當算為隔日農曆五月十三，榮譽社長之推論為日軍是在白天攻佔基隆，進軍台北之時乃已至夜晚時分。加上所謂的三獻禮之儀式廟方是在農曆五月初六舉行，且台北城內也確實在農曆五月初五迎過城隍遶境，因此榮譽社長才會確信《台北市大事年表》之記載，並以這份資料所記錄的國曆六月初四作為文獻佐證。
很久以前，双連社想要迎五月初六的城隍爺繞境，所以我（吳宗信）才去找資料，試圖爭取。也有蒐集到一個說法是廟宇重修落成，中山北路那邊有一間夢咖啡之前是花市，那邊的信徒發動要重修廟宇，並在五月十三落成，大概是民國八十年、八十一年左右。
其實，我們（双連社）自己有迎過五月初五這個日子，前後大概維持了五年的時間。第一年辦的時候，我們邀請了艋舺青山宮，還有石碇、二水那邊的廟宇一起來迎。那時候總共有六間廟參與，大家講好，每個單位過來迎都一定要出三陣。到了第二年，規模開始變大，靈安社和大稻埕慈聖宮也都加進來參與，總共增加到九間廟。到了第三年的時候，双連社在各地的交陪境幾乎都來了。那幾年也不只是初六我們自己迎，到了五月十三廟方迎城隍的時候，我們同樣也是跳下去出陣助陣。
走到今天，現在全台灣都知道大稻埕迎城隍就是五月十三號，甚至連流行歌曲8都在讚頌這件事，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已經定型，實務上確實也不可能再改回五月初六了。其實翻開歷史來看，這個習慣的威力從日治時期就非常驚人。當時《臺灣日日新報》就曾記載9，每到五月十三，全台灣的信徒都會瘋狂湧入台北城，人潮多到連鐵道部都必須特別加開火車班次，才能應付那些絡繹不絕的香客。這種幾百年來由歷史誤會造成的熱鬧榮景，到最後反而成了大稻埕最具代表性的信仰標籤。
老社長常說，現在的社會要迎一場熱鬧，早就沒那麼簡單了。不僅時間要抓得精準，煙火鞭炮也處處受限；更現實的是，你得要有錢，還得要有人願意支持。大稻埕迎城隍曾經是全台灣數一數二的迎神賽會盛事，這幾年卻一度演變到差點消失不見。台北確實變了很多。有些傳統跟文化脈絡如果沒人試圖去守護，很快就會像那些曾經存在於這座鋼鐵城市裡的祭典一樣，隨著建築工地的轟鳴聲，徹底取代了鑼鼓鞭炮聲。都市叢林的求生慾望，終究慢慢淹沒了人心中最純粹的信仰依靠。
傳統儒宗神教最崇高、最嚴謹的祭祀大禮。在神明誕辰正日，廟方與在地頭家爐主、文史先賢會依循古禮舉辦此儀式。
儀式核心分為初獻禮、亞獻禮、終獻禮，並由主祭官帶領陪祭官讀誦祝文，向神明表達最誠摯的敬意。參與三獻禮的祭官們一律必須慎重地身穿長袍馬褂，隨後擺宴席吃飯、選出新一屆的頭家爐主並進行「過爐」儀式。
1895年為乙未年，在農曆上極為特殊，該年為「閏五月」，也就是一年內連續過了兩個五月，先過「正五月」，再過「閏五月」。
「台北迎城隍」雖然早已登錄為台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但過去幾年因為種種原因陷入停辦、沒迎的狀態。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若長期未有實質祭典與登錄之民俗行為，將面臨被政府「吊銷（廢止）」文化資產資格的危機。
指清末從廣東（粵）招募來台駐守的地方雇傭兵。在1895年乙未割台、官員棄職逃亡後，這群駐紮在台北城內的粵勇因缺乏軍餉與管制，於國曆六月四號（農曆五月十二）深夜發動武裝叛變。他們在大稻埕與台北城內四處燒殺擄掠，導致遍地血腥與混亂。
敘述清朝因為甲午戰爭將臺灣割讓日本，日本派出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領導近衛師團，從澳底登陸臺灣，從北至南展開與清兵、民軍歷時5個月的臺灣攻防戰之軍事行動。
記述一八九五年乙未戰爭期間，日軍從澳底登陸臺灣（五月二十九日），至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棄職遣逃為止，前後八日之間臺灣時局的變化，內容包括臺灣民主國與日軍在三貂嶺、九芎橋、小粗坑、瑞芳、獅球嶺等地的戰事，及臺北發生兵變、唐景崧棄職潛逃、臺北城陷於動亂等史事。
19 世紀至 20 世紀英國駐淡水領事（Consul）定期向英國外交部提交的商務與外交報告。
《五月十三迎城隍》為知名台語流行歌曲，由高金福作詞、郭金發首唱。歌詞開頭「五月十三彼一天，大稻埕人山人海」，生動描繪了地方大拜拜的盛況。由於此歌紅遍全台，在廣播與流行文化的推波助瀾下，反向加深了全台灣人對於大稻埕迎城隍就是在五月十三的既定印象，成為讓這場歷史誤會演變成社會慣例的重要推手。
據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每逢五月十三大稻埕迎城隍，全台香客便會瘋狂湧入台北，人潮多到連當時的鐵道部都必須特別加開臨時火車班次、延後深夜發車時間，才能應付這場全島轟動的宗教盛事。